从1997年香港回归，到2009年新中国国庆60周年，香港回归已经超过12年。
这个昔日的亚洲小龙、“东方之珠”在这12年来延续的是一条什么样的经济轨迹？如果没有回归祖国，如果没有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如果没有“非典”，香港的经济发展路线图是否会有所不同？回归12年来，外来的危机与冲击，是否掩盖了香港的内在变化？
带着这些问题，CBN记者8月份对香港各个阶层的人士进行了调查与采访，结果显示，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香港这12年进行了一次艰难但又不可逆转的转变。
转型之痛
说起1997年的香港，许多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件事，一是在经历多年的等待之后，终于回归祖国，开创了世界一国两制的典范；二是在当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严重地冲击了香港的社会与经济，令许多港人的财富瞬间化为乌有。
香港回归的重要性不必多言，当时几乎全世界都盯着香港，有人激动，有人担忧，还有人等着看热闹——所有的人都在关注，资本主义的香港回归之后是否能保持其经济增长，能否完成当时已经开始的产业升级。
历时12年之后，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回忆起回归当天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当时他的身份是香港回归筹备委员会副主任，从1984年开始，全程参与了整个回归的筹备工作，从1984年到1997年的香港回归，他一直跟进《基本法》的工作，在《基本法》颁布之后，又开始做过渡工作。
“那天我坐在台上。午夜12点的时候，五星红旗飘扬在典礼的会展中心，心里非常激动。”梁振英回想说，“在五星红旗升上去这一秒钟没到来之前，心里面总是会担心会不会有一些事情没有料到，会不会发生一些突发事情，还好整个典礼非常顺利。”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对于香港回归都抱激动与相信之情。
梁振英说：“曾经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香港社会人心不稳，很多人往外边跑，牺牲了家庭，牺牲了个人的事业，在所不惜，很多人到外面去。一直到了1996、1997年，很多人看到特区的工作做得比较顺利，《基本法》的规定他们相信会一个一个得到落实，很多已经移民的朋友才又回来了。”
当时持悲观的人不在少数，《财富》杂志甚至悲观地预言，香港这个东方之珠、亚洲四小龙之一，将会在回归后不久死去。
回顾回归当年的情况，已退休的港人潘老太太很有感触地对记者说：“许多邻居拖家带口去了加拿大或是英国，他们觉得那儿可能发展会更好。谁想过了12年，大部分人还是回来了，毕竟语言不通，在那边只是二等公民，而且现在来看，那边的情况比香港更糟。”
潘老太太一家对香港回归后的前景也有分歧，她女儿早早地去了加拿大，但她儿子，一个雄心勃勃的家电厂的技术销售员，非常看好内地市场，认为回归后的香港发展“钱”途无量，当时到处借钱准备去深圳开工厂，想大干一场。意外的是，随后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令他所有的财富几乎一夜之间化为乌有，银行和债主都追讨上门，濒临破产。
潘老太不得不变卖了全家人用以栖身的房子，才替儿子还完大部分债务。现实令倔强的潘老太拿出当年从贫穷的福建老家背井离乡赴港打拼的勇气，不顾高龄去酒楼端茶送水，替儿子还债。
“今年我儿子又打算开工厂了。”潘老太坐在儿子两年前买给她的一套豪华新居里，颇有几分自豪地说，“不过这次他学聪明了，不用自己的钱，由别人出资和厂房，他只是出技术，还是当大老板。”
并不是所有的香港人都已经从1997年的灾难中翻身。那场横扫东南亚，并在香港掀起巨浪的金融危机，令刚刚回归祖国的香港经济处于前所未有的挑战之中。
从CBN的采访来看，最大的受害者是那些处于香港经济转型边缘的草根阶层，他们急需时间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但1997年的危机无情地打破了他们的计划。
需要指出的是，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香港便开始了产业升级的过程。内地经济特区的建立与沿海开放城市的发展，迫切需要香港的资本与技术支援。同样，当时在制造业、服装和港口物流等领域称雄亚洲的香港，也迫切需要一个欣欣向荣的腹地市场支持。
在香港回归之前，已经有大量的香港制造业向内地省份转移，大批的香港企业家及技术人员进驻内地市场，不过由于香港的经济发展形势良好，这种悄然进行的经济转型一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并没有在香港社会引发过多的社会负担。
现在自己开美容所的香港妇女阿欣(化名)对CBN记者回忆说，1997年以前，香港的服装与制造业就业情况还相当不错，她还记得妈妈经常带一些服装厂的活回家做。
当时“香港制造”的服装在内地就是质量的保证。潘老太说，她当年自己在酒楼打临工赚不到什么钱，但是每次回家乡，一定要带上几件香港制造的“的确良”，或是牛仔裤，每次几乎都被亲戚朋友疯抢一空。
“制衣厂当时是按件给工资，妈妈做一个月能赚到5000多块钱。”阿欣回忆说，“原来香港长沙湾一带有许多制衣工厂，但是后来，几乎所有的老板都把工厂迁到了内地，现在不要说长沙湾，整个香港都见不到几家制衣厂了。”
服装厂的大举北迁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速度进一步加剧，随着内地与香港两地的交流更加频繁，香港人对内地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大批服装业者“北上”开拓工作，他们或受聘于内地的厂家，或是自己带着资金与技术进入广东、福建等地开办工厂，那些在香港原厂的制衣工人们只能另谋生路。
不过阿欣很快发现，那些“北上”的服装业邻居和朋友，不久便陆续地回港了。
“北上的港人扎堆生产，很快就把价格拉下来。而内地的服装生产水平又很快超过了香港，香港企业已经没有什么优势可言，至于那些香港技术工人，刚开始被人家用高薪请去做技术指导，但现在，内地的技术人员凭差不多的技术和低得多的工资，又把他们赶回了香港。”
梁振英对这段历史也很熟悉，他对记者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香港的生产线，一条一条地往广东搬，制造工厂也一家一家地迁往内地。“大概十几年的时间里，香港的制造业就业人口从100多万调降到现在的几十万，大概少了100万。”梁振英说。
梁振英认为，这100万人没有因此失业，他们通过成功的转型已经到了其他各个领域去了，主要是服务业，但他同时也指出，并非所有人都能从回归之后香港的经济转型中获益。
除了服装业，香港的五金制造以及港深两地货柜运输等行业，就业情况与工资水平也急剧下降。熟悉五金业的刘生介绍，香港的五金厂过去大的时候规模有数十人，现在大多只有几个人，而且工厂数量急剧减少。
刘生说：“即使现在，在香港开个五金厂，请一个工人还需要9000到1.2万港元，这跟内地的成本根本没法比；所以现在香港的五金制品几乎都是内地生产的。”
持深港两地牌照的货柜运输司机收入下跌更明显。
一个香港码头业界人士对CBN记者介绍，与香港一衣带水的深圳码头，在2004年处理每一个标准箱的费用，比香港要低至少100美元。而香港标箱处理费高于深圳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货柜车运输往香港的成本高昂，这一因素占2／3，这也是影响香港港口竞争力的重要原因。
2004年香港刚刚从SARS之中复苏，几大码头运营商同时又面临政府新建码头的压力，在价格上并不敢太过进取，即便如此，仍然和深圳的码头处理费产生了巨大的价格落差，无怪乎越来越多的香港商界人士开始担心香港的港口地位——近者深圳盐田码头，远者上海洋山港或是浙江的宁波港，都有可能瓜分香港的市场，这还不考虑在两岸去年实现三通之后，香港的中转港地位可能再被削弱。
金融危机令大批香港人失业，也令许多行业的待遇水平一落千丈——那些从制造业及运输业等落后产业中被大量分离出来的就业群体，还没有完成他们自己的“产业转变”时，便被无情的危机挤压到社会的最边缘。迄今为止，人们提及金融危机，更多的感受是股灾和失业率，鲜有学者或是官员提到，它对香港经济转型造成了巨大的阻碍，而且这种影响并未完全消除。
梁振英表示，如果有人将这种失业归为回归这一因素所造成，将有失偏颇。“这个完全是经济原因。”他说。
梁振英坦承，香港300多万工人人口，其中部分工人在1998年到2008年这十年时间里，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收入下降了，没有增加，但“这个完全是一个市场力量造成的”。
阿欣与刘生也同意，假如香港没有回归，他们现在可能也一样需要领取综援。“我们不是工厂转移的受惠者。”他们说。
寻找突破口
在制造业与服装方面，香港已经逐步将产业转移，虽然一些后遗症尚需时日来解决，但在制造业、港口码头和服装业之外，香港不断争取实现产业升级，这12年来成就不小，特别是其传统基础产业之一金融业不断强化升级，为它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力量。
这也是香港人这12年来面对危机的一种解决之道：通过不断地向外发展，来寻找新的突破口。
从港人个体来看，不论是服装业技术工人随着工厂迁移而北上开拓，还是类似潘老太的儿子那样凭借技术寻找内地资金在内地发展市场，都体现香港人在本地市场饱和或是产业面临调整时的积极心态。
喜欢在金钟的万豪酒店喝午茶的基金经理老谢说：“这是典型的狮子山精神。”老谢所谓的狮子山精神，指的是当年英国管治时期，大量底层的香港人聚居于狮子山脚下，但是通过老一辈人的勤奋努力，大批港人从偏远的狮子山脚举家搬到了当年英国人和精英阶层聚集的港岛。
从政府层面来看，香港特区政府12年来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突破口。这一点，从回归后的香港获得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就可以看出。中央从2003年以来，推出了多项有利内地与香港两地经济共同发展的措施，从放宽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再到2003年CEPA的签署，以及随后的QDII资金“自由行”，一项又一项的双赢措施进一步加速香港与内地省份间的经济融合，也让香港的银行、会计、法律、投资等高端服务业获得了全新的发展机会。
在这些政策背后，是大批像梁振英这样的香港“政商通”在积极谋划，他们协助香港特区政府从商界和社会各阶层获取香港所需要的发展机会，再由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向内地相关部门提出具体的方案，一方面解决了商界进军内地的需要，另一方面为香港的发展难题开拓新路。
今年6月28日是CEPA签署届满6周年。香港《文汇报》专门进行了统计对比，发现回归前6年与后6年相比，香港与内地进出口总值年均增长从6%跃升至18.4%。受此影响，香港GDP年均增长也从-1%跃升至6.3%，股票市值年均增长从2.1%跃升至13.4%，商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从-5.6%跃升至9.6%。香港的失业率，也因为CEPA的签署而从2003年8.7%的近年最高纪录迅速下降——即使去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也没有令香港失业率超过2003年。
得益于CEPA，港产货物出口到内地全面享受零关税。截至今年4月，内地累计进口享受零关税待遇的香港货物总值达到21.7亿美元，关税优惠额13.4亿元人民币。这对于经历SARS冲击的香港具有“雪中送炭”的意义，令香港的商业迅速恢复活跃水平。
在众多CEPA措施中，最有效的、最具刺激性的当属“自由行”。这一政策极大地带动了香港消费。据《文汇报》的统计，内地赴香港“个人游”旅客已经超过3887万人次；2004~2008年，CEPA服务贸易优惠措施为香港居民创造了4.3万个职位。2008年在香港开设或扩充业务的257家外资公司中，约有1/4表示CEPA是促使他们来香港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
CEPA也是一项双赢的政策，它为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的业务带来了459亿港元的服务收益，同时为内地创造了近5万个职位。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蔡莹璧透露说，CEPA落实至今，通过自由行访港的内地旅客，共带来580亿港元的消费收益，其中零售、餐饮服务等行业最受惠。
如果用数据说话，蔡莹璧可能是对的，但是如果从阿欣的例子来看，香港的餐饮业并未完全从1997年以及2003年的危机中恢复；相反，记者在对各行业人士的采访中发现，来自旅游、高端理财、股票经纪、教育等行业的人士对于自由行带来的好处才真正是“喜出望外”。
从更深远的角度来看，CEPA让香港更好地融入到珠三角经济圈之中，让粤港经济合作提升了一个新台阶。在今年签署的CEPA补充协议六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具体措施会在广东省“先行先试”，涉及法律、会展、公用事业、电信、银行、证券、海运及铁路运输等8个领域。
从“先行先试”的行业来看，香港的专业服务市场正在向珠三角地区进一步渗透。
这个形势与12年前香港回归之初截然不同。
梁振英还清楚地记得，香港回归不久，他便大力提倡香港的专业团体联盟进军内地市场，但当时遭到许多人的怀疑。
“当时他们说，内地有很多的工程师、医生和会计师，而且人家工资相对较低，他们的水平也不见得比香港的低，香港专业团体或者是专业事务所到内地去是没有机会的。但是，我们2001年的时候还是一步一步地在内地推广了专业服务，尤其是到了2003年有了CEPA之后，这个发展更快一些。”梁振英说。
梁振英很自豪地告诉记者，到了今天，也就是香港成立专业联盟八年后，在其十个专业里，已经有五个在内地每年取得的费用收入高过在香港的费用收入，这五大专业是：会计、建筑设计、测量、规划和园林设计。
梁振英正在积极推动香港特区政府和商界继续朝这方面的努力，他认为香港的高端服务机制远未完善，整个市场也远未被完全开发，如果这些高端市场被充分挖掘，那些货柜车司机或是制衣工人所丧失的岗位，可以由专业的中介服务机构职位来弥补。
在中央政府方面，粤港合作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角度。在国务院去年年底通过的《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涉及粤港澳合作的内容多达112处；今年年初，温家宝总理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具体阐述了“粤港澳合作”内容。
香港民间与政府的共同努力，以及中央政府在背后的全力支持，令香港迅速摆脱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后来又迅速地从SARS危机中实现经济反弹，并在2007年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融资市场。
来自湖南的金融家、汇金金融集团主席胡野碧是第一批被香港特区政府引入的三个境外专才之一，他告诉CBN记者，近年来，那些外资市场中介机构中的高级主管越来越多地由来自内地讲普通话的专业人才担任。这些内地背景的高级主管几乎遍布所有的国际投行、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瑞士信贷、摩根大通、德意志银行等国际投行的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已经清一色由内地“海归”掌权。
今年8月，内地背景的李小加从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转会”至港交所担任CEO，给香港投资界投下了巨磅炸弹——这是首次由内地背景的专业人才掌权香港特区政府的高层职位。
胡野碧本人也是个例子。他曾经帮助内地B股上市公司在香港推销股票而赢得业界“B股之王”的称号，随后他又和一班内地金融专才成立了第一家由内地背景人士组成的投资银行。
胡野碧不久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B股之王”如今只代表了历史的痕迹，因为现在H股的壮大，早已不是B股市场可以相比。H股已经占据香港恒生指数的半壁江山，而胡野碧的业务也从当年的股票承销，转向了全方面的投行业务，他所凭借的，正是深厚的内地背景。
随着香港回归后与内地经济交易的频繁，以及CEPA的促进作用，香港金融业越来越多地融入了来自内地的业务，为本地的银行家、会计师行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创造了巨大的商机。香港在摆脱制造业的束缚同时，大张旗鼓地扩大专业服务与中介市场的份额，这是回归以来香港经济最重要的变化轨迹之一。
梁振英认为，这种变化才将是香港应该努力的方向。
他坦承，今年以来，香港货柜码头业受到严峻考验，一方面是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更经常被业界谈及的是来自广东货柜码头的竞争。
“他们(深圳码头)明显有地理优势，比较接近货源，也有成本方面的优势。”梁振英说，“长远来说，香港应该完全跟广东码头配合，怎么配合呢？我们今天在货柜码头的基础上要转型成为一个真正的海运服务中心。”
他的构想来自伦敦，一个并没有货物码头的世界海运服务中心，但伦敦有大量勤奋工作的海事法律律师，负责船舶买卖、租赁、融资、登记所需要的法律服务和有关的文件配备的工作，这里还提供保险服务、诉讼服务、仲裁服务和法律条件服务。
“所有这些都是在办公室里操作的，而不是在码头上操作的。这个例子说明，我们不仅要保证一些基层工人的就业机会，而且希望他们本人和子女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转业机会。”梁振英说。他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如果开集装箱卡车的司机某一天退休了，把这个卡车留给他子女，让他子女继续当司机，这个职业完全正当，非常好，但是我们一代一代人都做这个工作的话，我们整个社会就没有进步。反过来说，如果卡车司机的子女在他退休的时候，能够成为一个海事法律律师，或者是一个海事保险的专家，那我们就进步了，人均的产值就会提高，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也会提高。”
要实现上述转变，香港还需要加倍努力，需要从教育、法律服务以及仲裁等多方面着手进行推广。
香港的政策制定者们同样不能忽略的事实是，1997年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巨大创伤还没有完全弥合，香港又经受了SARS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这对香港特区政府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如何一方面扩大产业升级的受惠面，同时又要照顾那些因经济转型所出现的社会现象，避免贫富悬殊化，值得香港特区政府认真考虑。
挑战与希望并存
颇为凑巧的是，中央推出的多项惠港措施，似乎多在每次香港遭遇危机冲击之际——包括去年金融海啸之后不久，中央便敲定了香港作为人民币境外贸易结算的中心城市，为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市场奠定了基础。
这也使得不少香港精英阶层认为，香港不应该只是向中央伸手要政策，应该更自主、更积极地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年初接受CBN记者采访时毫不讳言地说：“我们这十年靠什么？作用最大的是自由行，还有CEPA，还有把内地最好的公司引来香港上市，我们自己有什么产业？没有。我感到非常失望。”
她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只占GDP的0.8%，比起韩国、新加坡，香港地区在推动新产业方面的决心仍然不足。
同样负有紧迫感的香港恒隆地产主席陈启宗接受CBN记者采访时，多次半带自嘲半带警醒地说，香港特区政府有必要考虑，不要再做伸手要政策的“二世祖”。“我建议我儿子去上海发展，我也建议在港内地毕业生长远看还是回内地发展。”他说。
随着两岸实施“三通”，以及中央确立了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港人的紧迫感进一步加剧。香港政商两界对于香港发展高端产业及优势产业的呼声更加壮大。
特首曾荫权今年8月15日专门在香港电台宣读了一份《香港家书》，指出香港过去成功的支柱产业，仍是香港的优势所在，但同时需要扩大香港经济基础，推动多元化发展，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新的动力。
曾荫权提出，知识型经济将是香港必须要走的道路，而香港的经济机遇委员会已经提出，要发展六大优势知识产业，包括医疗、教育、检测及认证、创新科技、创意文化及环保。
相比之下，来自台湾的远传电信董事长兼亚洲水泥(00743.HK)主席徐旭东对香港仍然抱有很大的信心，他并不觉得两岸三通会对香港形成压力。
对他来说，香港的资本平台比台湾更具诱惑。徐旭东说，“香港的法律、财会，整套办法系统是最进步的。三通后香港的竞争优势更明显了。”
